简介:
本文作者分享在成都团圆口腔医院高新院区种16颗牙的经历。因长期不注意口腔卫生,牙齿问题严重,经多番纠结和咨询后选择该院。手术分上下颌两次进行,术后经历适应阶段,戴永久牙冠后曾觉“假”,经医生精细调整逐渐适应。使用超一年,功能达预期,能正常饮食、自信微笑,但也知与真牙有差异。作者庆幸选择,强调其系统性严谨和持续负责,为犹豫者提供真实参考,提醒最终选择需自己判断。
今天是2023年5月20日,距离我在成都团圆口腔医院高新院区完成16颗种植体的植入手术,已经过去整整一年零两个月。我坐在书桌前,看着电脑里按日期命名的文件夹,里面存着从第一次面诊到最近一次复查的照片和记录。我想,是时候把这些碎片整理出来,不是为了给谁看,而是觉得这段经历本身,或许能成为一个真实的参考。如果你也和我曾经一样,面对满口糟糕的牙齿,感到绝望又不知所措,那我的这些记录,可能就是你深夜在网络上寻找的那种,来自另一个普通人的、不带修饰的叙述。

我的牙齿问题,是长达二十多年“欠债”的总爆发。从小就不注意口腔卫生,爱吃甜食,又惧怕看牙医,简单的龋齿拖到疼痛难忍才去处理,往往就是拔掉了事。三十岁以后,后槽牙已经所剩无几,门牙也开始松动、变色。更让我难堪的不是疼痛,而是那种逐渐加深的自我封闭。我不敢大笑,说话时刻意控制嘴唇的幅度,吃饭时下意识地用门牙旁边的牙齿去啃,结果导致那些牙齿负担过重,也陆续出了问题。社交聚餐成了我的心理负担,我只能挑软烂的食物,慢慢咀嚼,别人问起,就用“胃不好”搪塞过去。我知道,这口牙已经重度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,甚至性格。但我对“看牙”的恐惧,根深蒂固。一想到要面对那些冰冷的器械、钻头的噪音、还有未知的漫长治疗过程,我就想继续逃避。
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,是去年年初的一次急性牙周脓肿。半边脸肿得老高,发烧,疼得整夜睡不着。去家附近的诊所做了紧急处理,那位医生看完我的全口X光片,特别直接地说:“你这口牙,保的意义不大了。多数牙根周围骨头吸收特别重度,剩下的几颗好牙也摇摇欲坠。可以考虑活动假牙,或者……种植。”他提到“种植”时,我脑子里嗡的一声。那对我来说,曾经是新闻里才会听到的、昂贵又可怕的手术。我问他,像我这种情况,要种多少颗?他粗略估算了一下,说可能需要种十几颗,做全口重建。我几乎是逃出那家诊所的。
接下来的一个月,是我更纠结的时候。我疯狂地在网上搜索“全口种植”、“All - on - 4/6”、“即刻负重”这些关键词。信息铺天盖地,有科普,有广告,也有寥寥无几的分享。我的顾虑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:
第一是安心。一下子在嘴里放入十几颗“钉子”,身体能接受吗?手术风险有多大?会不会面瘫或者感染?
第二是成效。种出来的牙,真的能和真牙一样用吗?会不会特别假,像戴了一副假牙套?吃东西有感觉吗?
第三是过程。要经历多少次手术?疼不疼?修复期有多长?这段时间我怎么吃饭、怎么工作?
第四,也是当时更现实的,就是选择。成都的口腔医院和诊所太多了,我该相信谁?怎么判断医生和机构靠不靠谱?网上那些实例,有多少是真实的?
我开始了漫长的询问和面诊。前后去了四家机构,有国有医院口腔科,也有私立连锁。有的医生非常忙,看了片子几分钟就给出一个笼统的方案和总价,让我回去考虑;有的则过于热情,不断强调“即刻戴牙,当天就能吃苹果”的神奇成效,反而让我心里打鼓。我需要的不是确保,而是一个能把我这口“烂摊子”的现状、可行的路径、以及每一步可能的风险,像地图一样清晰画给我看的人。
第一次去团圆高新院区,其实是带着一种“末尾看看”的心态。预约过程特别顺畅,前台护士没有急于推销,只是详细问了主要问题和预约时间。给我面诊的是李主事(这里隐去全名)。他和我想象中的骨干医生不太一样,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距离感。他看了我带去的X光片,又让我去拍了一个更详细的全景片和CBCT。然后,他花了将近四十分钟,坐在电脑前,一边滚动着三维影像,一边跟我解释。
“你看,这是你上颌的骨量,前牙区还可以,但两侧后牙区,因为缺牙时间太久,骨头萎缩得比较厉害,高度和宽度都不太够。如果直接种,钉子可能不稳,或者穿到上颌窦里。”他指着屏幕上的灰色影像,说得特别慢,确保我能跟上。
“那怎么办?”我问。
“有几个办法。一是做上颌窦提升,把窦底的黏膜抬起来,填入骨粉,增加骨高度。二是选择更短、更细的种植体,避开重要结构。三是利用倾斜植入的技术,在后牙区让种植体斜着种,避开骨量不足的区域,同时也能提供足够的支撑力。”他顿了顿,看着我,“你的情况,我初步判断上颌需要做双侧的外提升,下颌骨条件好一些,但也有一些位置需要植骨。我们更终可能采用一种混合方案,上颌种6颗,下颌种6颗,总共12颗种植体,来支撑上下两副固定的牙桥。这样比每颗牙都种一个,创伤小,费用也更可控。但具体是12颗还是更多,需要结合手术中的实际情况。”
他没有说“16颗”这个数字,而是从问题出发,告诉我为什么需要植骨,有哪些技术可以应对骨量不足,更终的目标是用尽可能少的种植体实现稳固的修复。这种基于“为什么”的解释,比直接抛出一个方案,让我安心得多。他还主动提到了神经的位置、手术中会如何避让、以及术后可能出现的肿胀和麻木感会持续多久。对于我担心的“假”的问题,他让护士拿来了几种不同材质的牙冠模型,告诉我它们的区别,以及戴临时牙和恒久牙冠的不同阶段,感觉会如何变化。
这次面诊,我没有立刻决定。回家后,我又查了李主事提到的一些技术名词,发现他说的和主流学术观点是一致的。更重要的是,他把我当成一个需要了解全局的“合作者”,而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“患者”。一周后,我预约了第二次沟通,这次我带了一张写满问题的纸。他依然耐心,甚至在我的问题基础上,补充了一些我没有想到的细节,比如长期维护的重要性、清洁工具的选择、以及如果未来某颗种植体周围发炎了该怎么办。这种不回避远期问题的态度,让我觉得他考虑得特别长远。
决定在这里做,是一个综合判断。不是因为他们确保了“更好”,而是因为在沟通中,我感受到了一种严谨的保守。他们不夸大即刻成效,反而会强调修复期的重要性;不回避手术的复杂性和风险,而是详细解释如何规避;不给无法实现的确保,比如“和真牙一模一样”,但会告诉我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功能修复程度。对我来说,面对如此重大的决定,这种“保守”比“激进”更让我信赖。

我的手术分成了上下颌两次进行,间隔了三个月。第一次是下颌。手术前一天,我紧张得几乎没睡。但真正躺上手术椅,护士给我消毒、铺上无菌巾,李主事进来再次确认了我的名字和手术方案后,我反而奇异地平静下来。静脉镇静麻醉开始起作用,我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,能感知到环境,但没有痛感和焦虑。手术过程中,我能听到器械的声音,医生和助手之间简短的、专精的交流,比如“骨宽度够,不用额外植骨了”、“这边神经位置清楚,注意”……这些冷静的对话片段,成了我判断进程的线索。比我想象得快,大概两个多小时,护士告诉我下颌的6颗种植体已经植入完成。我被扶到休息室观察,冰敷。麻药过后,痛感是有的,但在止痛药的作用下可以忍受,是一种深部的、胀胀的痛,而不是尖锐的刺痛。肿胀在第二天达到高峰,脸像含了两个鸡蛋,但遵医嘱冰敷,按时吃消炎药,一周左右就消得差不多了。
三个月后,下颌种植体骨结合稳定,进行取模,戴上了临时的固定牙桥。戴上临时牙的那一刻,感觉非常奇怪。嘴里突然多了这么一大排“东西”,特别厚,有异物感,咬合也觉得不对劲。李主事解释说,临时牙主要是为了塑形牙龈,维持空间,功能和美观都是次要的,肯定会不舒服,需要时间适应。他帮我调整了几次咬合。果然,大概两周后,我就基本适应了,可以用它吃一些软食。这让我对更终的成效有了一个现实的预期——它不会一步到位理想。
上颌手术因为涉及双侧上颌窦外提升和植骨,更复杂一些。手术时间更长,术后的肿胀和不适感也更明显,有几天鼻涕里会带一点点血丝(医生术前交代过,是上颌窦开窗后的正常现象)。但流程和感受是类似的,有预知的紧张,但过程中没有意外的恐慌。
真正的考验,是在戴更终牙冠前后的那段时间。当上下颌的恒久性牙冠都戴好后,我对着镜子,心情特别复杂。牙齿整齐、洁白,笑起来是标准的弧线。但我觉得特别“假”,像别人的牙齿。咀嚼食物时,感觉是硬物在碰撞,没有真牙那种细微的质感传递。我甚至有点后悔,觉得失去了什么。我把这种感受告诉了李主事。他没有说“多漂亮啊”、“习惯就好”,而是特别认真地问我:“你觉得是哪里不对劲?是颜色,还是形态,还是咬合的感觉?”他让我反复咬一种蓝色的咬合纸,一点点调整牙齿的接触点;又拿出比色板,在自然光下对比,问我是否觉得某颗牙的明度或饱和度与邻牙不协调。调整了三次,每次可能只是微调一两颗牙的某个小斜面,或者抛光一下边缘。他告诉我,种植牙的咬合需要建立一个新的“记忆”,和天然牙列不同,需要精细调磨才能让力量分布均匀,保护种植体。而美观上,追求的是在正常社交距离下的协调,而不是在镜子里贴着看的“理想”。
现在,使用已经超过一年。我早已习惯了这口“新牙”。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啃苹果、吃排骨(当然,太硬的还是会避免),享受美食的乐趣,这是之前十几年都不敢想的事。笑起来不再遮遮掩掩。从功能上说,它完全达到了我更初的、也是更重要的诉求。
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它的“不同”。比如,它没有真牙的牙周膜,所以咬到硬物时,是一种直接的、“硬碰硬”的触觉,少了那份缓冲和细微的质感反馈。清洁需要格外仔细,冲牙器、牙缝刷、单束刷成了我每天必用的工具,定期复查和洁牙也不能少。牙龈的形态,虽然经过临时牙的塑形已经比较自然,但仔细看,和天生健康的牙龈弧线还是略有区别。
回顾这一年多,从绝望到犹豫,从手术到适应,我记录下的与其说是一个医疗过程,不如说是一个心理重建的过程。我选择团圆口腔高新院区,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魔法,而是因为在整个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中,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系统性的严谨和持续的负责。这种严谨体现在方案讨论的细节里,体现在手术中冷静的对话里,也体现在术后不厌其烦的细微调整里。负责,则体现在每一次复查时医生对牙龈状况、咬合情况的检查,以及不把我对“假”的焦虑简单归结为“不习惯”。
如果非要问我现在的态度,那就是:我为我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,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对所有人都“正确”或“仅此”的选择。它是我在特定时间、基于我所能获取的信息和感受,做出的一个决定。这个决定,解决了我较大的困扰,给了我新的生活品质。但我仍在观察,观察未来五年、十年,这些种植体和我口腔环境的相处情况。我知道,它们不是一劳永逸的。
对于正在犹豫的你,我的经历或许能提供一些真实的碎片:关于恐惧如何被具体的解释缓解,关于期望如何被调整到合理的水平,关于“专精”如何通过细节呈现,而非口号。更终的选择,需要你自己去面对面地感受和判断。毕竟,这是你要未来几十年朝夕相处的“伙伴”。